大学副校长(分管科研)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五个带头)

大学副校长(分管科研)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五个带头)
根据校党委关于召开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统一安排，我紧扣本次民主生活会主题，深入学习了_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_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并围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进行了专题研讨。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深入开展谈心谈话，我认真对照“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等五个方面要求，深刻检视自身在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洁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挖了问题根源，明确了整改方向。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作为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我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但在将政治忠诚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差距。一是在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学校科研布局精准对接上，前瞻性谋划和系统性推进尚有不足。在推动学校科研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深度融入贵州“富矿精开”等重大战略的过程中，我虽然多次组织会议进行动员部署，但有时仍停留在宏观号召层面，未能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能够引导和激励科研团队主动对接产业技术瓶颈的制度机制。例如，在2025年度校级重大项目立项评审中，对于如何引导优势学科力量组建跨学院、跨学科的攻关团队，去承接地方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我提出的指导性意见多，但设计的具体实施路径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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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之间存在的“学科壁垒”和资源“藩篱”问题，是制约我校产生重大原创性、交叉性科研成果的瓶颈之一。多年来，我虽然也倡导要打破壁垒、协同创新，但当改革触及到各单位的核心利益，例如涉及科研平台、经费资源和绩效考核指标的重新分配时，我有时会顾虑过多，担心改革力度太大会引发矛盾、影响稳定，因而采取了较为温和的“鼓励”“引导”方式，未能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果断运用组织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力整合，导致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建设步伐相对缓慢。三是对照党性原则进行的自我剖析不够经常和深刻，有时会因取得的成绩而产生自满情绪。近年来，我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上连续保持全省领先地位，在一些学科评估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总结工作时，我有时会不自觉地强调这些成绩，内心深处也难免滋生一丝“干得还不错”的满足感。这种心态影响了自我革命的自觉性，使得自己对于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如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成果转化率偏低等，缺乏持续的、深入的、刨根问底式的反思和检视，满足于现状、小进即安的思想有所抬头。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我深知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但在行使职权、服务师生的过程中，宗旨意识和规矩意识的弦绷得还不够紧。一是深入一线服务师生的主动性和实效性有待提高，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存在形式化倾向。我虽然也定期安排到学院和实验室调研，但有时调研议程设置得比较满，听取工作汇报、传达学校部署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真正留给一线教师和学生_反映“急难愁盼”问题的时间和空间不足。比如，在前不久的一次调研中，有青年教师婉转地提出，大型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复杂、科研经费报销周期长等问题已成为他们开展科研工作的“堵点”，我当时虽然记录了下来，并表示会后将协调解决，但后续跟踪督办的力度不够，未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一竿子插到底，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刀刃向内、优化流程，导致问题解决的进度不及师生预期。二是在重大科研资源配置决策中，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还不够充分。在学校决定筹建一个新的大型公共实验平台时，为了加快项目推进速度，抢抓发展机遇，我在主持相关论证会议时，议程设置上侧重于听取项目建议方和少数核心专家的意见。尽管也履行了征求意见的程序，但在会议讨论环节，面对不同意见，我有时急于“统一思想”，未能充分引导与会委员就平台的必要性、建设方案的利弊、潜在风险等进行更深入的辩论，导致最终形成的决策方案虽然效率高，但在部分细节上未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让一些同志感觉意见没有得到完全尊重。三是对分管领域内可能存在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警惕性不足，日常监督提醒不够。在工作中，我高度重视引进和培育高层次领军人才，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他们充分的资源支持和自主权。但与此同时，对于如何防止这种“特殊支持”演变为“特殊待遇”，缺乏有效的思考和制度设计。例如，我了解到个别学术“大牛”的课题组在研究生管理、经费使用上有时比其他课题组更为“灵活”，虽然未发现明确违规违纪行为，但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其他教师的心理不平衡。对此，我未能及时地与这些领军人才进行严肃的谈话提醒，明确纪律要求，强调在学术自主权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之间不能有“特殊区”，存在“重使用、轻监督”的倾向。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面对“十五五”开局和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艰巨任务，我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上仍存在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存在偏差，对“显绩”和“潜绩”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在年度工作考核和部署中，我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能够快速见效、量化体现的工作上，比如提升国家级项目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等硬指标。对于那些关乎学校长远发展但短期内难以看到成果的“潜绩”，如营造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培育甘坐冷板凳的基础研究队伍、构建可持续的学术生态等，虽然口头上也强调其重要性，但在资源投入和精力分配上，尚未给予同等的重视。这种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科研工作的内涵式发展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性提升。二是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题的韧劲和狠劲不足，存在“等靠要”思想。我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对此我深感焦虑。尽管也牵头组织了多次校企对接会、成果推介会等活动，但多是“搭平台”“牵红线”，对于成果转化链条中的深层次_机制障碍，如知识产权归属与权益分配、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平台缺乏等硬骨头，缺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攻坚锐气。有时会寄希望于上级出台更完善的政策或市场环境的改善，而主动去设计符合我校实际、具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的担当精神不足。三是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树得不够牢固，对潜在的重大风险挑战预判不足。在推动一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时，我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项目的立项、资金的争取和建设进度的督促上，追求的是“早建成、早使用”。对于项目建成后可能面临的长期、复杂的风险，如高昂的运行维护费用对学校财政的持续压力、核心技术团队人员流失的风险、以及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等，虽然有考虑，但方案做得不够细致扎实，反映出我在工作中存在报喜不报忧、重建设轻管理的思维惯性，对风险的预见性和应对能力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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