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基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摘要：“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价值功能一致、方式方法相通、成效作用互鉴的内在逻辑关联。以“枫桥经验”为借鉴，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度；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坚持“五治融合”，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的组合拳；坚持“基层基础”，激活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___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_“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从“枫桥经验”到市域社会治理，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连续性、梯度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体现了党在基层和市域两大区域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市域社会治理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意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市域”“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多类范畴组合而成的全新体系，人们总体对其仍较为陌生。从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连的“枫桥经验”着手，通过知识迁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属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频共振效应，对深入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枫桥经验”是一种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综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_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２０１９年___全会最热词汇之一，其意为整合基层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体优势、资源优势和基础优势，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

……（文鼎文库www.wentop.com此处省略1076字。不往下看了，点击下载全文）……　

复制推广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力，避免“枫桥经验”内卷化、形式化、标签化。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国家尚在谋划布局阶段，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杭州“六和塔”模式、广州“四个出新出彩”行动、上海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须破解的问题。
（一）风险预测预防不够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急剧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社会结构失衡、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体性风险。这种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早在１０多年前就引起贝克关注，并告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面对风险，政府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上都存在“慢半拍”现象：一是认知上缺乏现代化反思。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政府迟迟意识不到其来临，或者以为风险降临也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须过度紧张。二是行动上低效、失效。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相互关联转化的叠加效应，“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因而需要通力合作治理。在现实生活中受条块分割、部门分化、多头管理等_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各为其主，各唱各调”，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乱象严重。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不仅不利于原生风险的防治，反而引发各种次生风险。
（二）基层治理基础不牢基层历来是问题最为复杂尖锐的前沿地区，是市域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社会变迁基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基层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缺失与失衡。_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提高，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与市域自上而下的威权造成一种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在现有政治逻辑和权责倒置情况下，正所谓“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均衡性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民众需求。二是基层治理缺乏整体性与可持续性。基层政府面临的矛盾风险千头万绪，导致其“见树不见林”“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对于实在难以治理而群众呼声又极高的沉疴痼疾，往往只能以“空头支票”“口号治理”权宜性敷衍，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三是基层腐败侵蚀民众“奶酪”。基层中梗阻、吃拿卡要问题虽然不如“大贪大腐”那样震撼，但会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基层扭曲变异，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因而群众对此不满情绪最为强烈。
（三）群众参与不足和无序对于那些真正参与市域公共事务的市民群众，其根本动力不在于政府动员，也不完全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认同，归根到底源于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即居民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如此看来，市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的快节奏，使等价交换、精致主义和功利主义渗入公共事务、社会生活中，效率与效能成为人们参与公共治理的标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参与过度理性化、功利化。
体现在：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层面，居民参与往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难以形成“自发的秩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力与利益层面又往往过于自私、非理性，“公共性”下降。
（四）数据化智能化程度不高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化智能化治理给民众带来了便利，然而也面临着诸多“技术利维坦”挑战：一是数据信息挖掘难。数字化建设是市域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而对海量数据深度提炼和转化是项极其复杂的技术活，电子政务平台时而难以应付，需要倚重相关数据平台型企业，由此带来“数据垄断企业‘绑架’政府或操控市场的局面”。
二是“一地鸡毛”整合难。不同行政区域、行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数据孤岛”而难以开放共享。三是技术发展异化产生“创造性破坏”。政府过度依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甚至“唯数据论”“唯技术论”，引发“技术恐惧症”。
三、以“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策略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与检验，“枫桥经验”展现出强劲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可建构性。鉴于“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_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并移植至市域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再创地方治理佳话的使然，亦是其“抛砖引玉”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
（一）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度“枫桥经验”在_遍地开花结果，形式和内容也相应地发生多样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真正的“枫桥经验”，党建统领这一政治生命始终不变。从村支部书记陈友棠带领群众“要文斗而非武斗”，到乡镇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的“大调解”格局，再到_把_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头羊”“主心骨”。实践证明，“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市域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目的是通过强化市级党委的统领，统筹推动权责人关系深度融合，对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制度性障碍和梗阻大破大立，对各机关部门的资源统筹调度，对经济社会运行以基层党组织为准星进行全面调节、再造和整合。以此推进条块分割制约、部门资源垄断、_规则冲突、“灯下黑”等问题治理，形成“中心统筹、民呼我应”的现代市域治理体系。
（二）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处于一种“整合—分化—整合”的矛盾变迁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既非逆势而行亦非随波逐流，而是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矛盾变迁的实质，通过创新_机制、方式方法适时调节两者关系，使矛盾在“易感”和“应急”摇摆中不过激，“就地解决”，从而更好“维系国家总体秩序”。
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深 ……

预览结束，全文7263字，当前显示3245字，还剩4018字

本文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