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意识形态专题党课报告

网络意识形态专题党课报告
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回溯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缘起、实践机理，在党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积极建构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应对新形势下全球传播变局、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遵循“理论”与“实践”双重逻辑。从理论逻辑上看，建构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必然选择。从实践逻辑上讲，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囊括“主体说—中介连—客体读”三重机理，技术赋权在强化民众网络话语权的同时要求重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通过设置网络议题，话语主体实现传播内容和观点的输出，网络空间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审核隐蔽化、传播迅速化、聚焦点分散化等特点；伴随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碎片化结构成为话语客体进行框架解读的主要形式，影响框架解读的要素也在网络传播条件下具有更高效能。
（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缘起
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中国共产党重视培养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打造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完善话语表达方式，利用多元化的话语传播途径来向社会受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话语实践中产生的影响力。回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缘起可以发现，加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是中国共产党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是加强主流知识系统构建、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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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演说》中，马克思深刻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运转决定和调节工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机器成为主体，工人反而沦为“活机构的肢体”这一客体。立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普及的当代，“手机控”“网络奴”等“主客颠倒”的异化现象也是亟待加强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缘由。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理论缘起的考量，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范畴，建立起具有整体性的社会形态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提出，“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即划分社会形态的核心标准是生产方式。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社会形态范畴”中，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对社会形态划分起决定性作用。古往今来，科技发明的革新都能促进原有社会形态的改变。正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作为“生产工具的产物”的互联网同样成为重要生产力，在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过渡到以二进制代码为构成“骨架”的网络虚拟社会。这意味着网络社会中的所有存在都必须采用“数字虚体”的形式进行交往。一方面，网络社会以更包容的姿态容纳社会成员的加入，形成了多元意识形态交汇的局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体的“数字身份”进一步模糊了话语主体面貌，话语的组合更具有可拆解性、话语表述更具有随意性，对加强虚拟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机理
在网络语境下，工具理性主导的“单向灌输模式”已转化为“主体—客体”之间的“互动交往模式”。在这一运行模式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体现为话语主体的“议程设置”、话语客体的“框架解读”以及网络中介的“技术赋权”之间的辩证统一过程。只有将“主流主导—客体悦纳”结合起来，才能最终促进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践机理在“共建、共享、共用”氛围中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1.中介“怎么连”：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技术赋权。技术赋权的研究应立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动。技术赋权一方面给弱势者提供了准入机会，强化了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感，另一方面也是对统治阶级的增权赋能，进一步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互联网是技术赋权的最新表现形式，在互联网如“病毒般裂变”的“加速逻辑”中，话语权的传播矩阵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统治阶级以控制底层代码和塑造运行环境的方式_网络。通过开发相关技术、出台相关政策，统治阶级凭借对互联网_的“天然优势”行使网络话语权。另一方面，技术赋权出现“权力扩张后下放”现象，民众在网络空间中享有话语_表达的权利。一旦网络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它就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技术赋权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也为民众的话语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便利。民间创新力量是网络建设的重要一环，只有赋予民间创新力量内容生产和话语表达的权利，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网络空间话语权的扩张基础。
2.主体“怎么说”：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议程设置。“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来源于美国政论家李普曼。李普曼将人类环境分为现实世界中的“客观环境”与网络世界中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通过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即通过传播内容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事物的认知及其重要性判断。通过设置相关议题内容，话语主体可以通过媒介发表立场，从而达到有效引导信息受众的关注导向、观点意见的目的。伴随传播媒介的普及与发展，议程设置的疆域延伸至网络空间，越来越具有主体多元化、审核隐蔽化、传播迅速化以及聚焦点分散化的特点。第一，主体多元化。伴随技术权力下沉，媒介的强势地位逐步易位于互联网用户，不单是统治阶级可以在媒体上发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生产相关信息为媒体设置“议程”。第二，审核隐蔽化。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改变了现实社会的“强制力量”形态，议程主体可以采用技术手段成为议程审核的“把关人”。第三，传播迅速化。在互联网覆盖的“万物互联”空间，通过简单点击鼠标，相关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传播速度、受众人数都可呈现几何级扩散，进一步加速议程在各圈层中的_和传播。第四，聚焦点分散化。由于网络空间多元主体“同侪生产”的存在，网络空间中充斥着浩如烟海的完整议题，大大分散了受众的信息关注点，以致在网络空间中很难引起广范围、高流量的舆论聚焦。
3.客体“怎么读”：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框架解读。“框架解读”是话语对象从相关取向出发解读话语内容、形成话语理解的再生产过程。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中提出，框架是带领人们分辨事物、觉察事物和体验事物，最后获得理论认知的重要方式。他认为，条和框架是构成情境定义的基本元素，个体的人通过情境定义来认知“真实”。条代指活动的顺序，而框架则是人们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也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思考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框架有两重功能。一是界定功能。框架划定了外部事实和心理再造真实两部分区域，代表被排斥的意义和被接纳的意义。二是解释功能。框架通过各种符号形式来建构、承载意义，为人们解读信息提供了认知世界的视角，是人们解释世界的一种图示。互联网的普及为受众提供了全新的框架解读方式。一方面，碎片式结构成为主导型框架形式。面对复杂的舆论生态环境，受众利用分散的时间片段处理零碎的网络信息，普遍遭受着海量信息压力的冲击，学习程度仅能停留在基础的了解阶段。另一方面，影响框架解读内容的因素在网络环境下具有更高效能。技术的发展赋予网络开放共享的交流空间，用户的文化程度、情感倾向以及_心理共同构成了其“数字身份”。在网络话语的解读过程中，用户身份的隐蔽带来的“安全感”使其更易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做出最真实的解读反应。
二、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经历了初步摸索、快速发展、继续完善这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步摸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网络“中立性”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建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积极开展网络空间舆论斗争；在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构、培育意识形态话语权主体、建设网络意识形态门户，进一步普及主流舆论，以扩大主流话语权的群众基础；在继续完善阶段，中国共产党强化网络舆论阵地主动权建设，进一步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断营造良好舆论生态，完善党群网络互动方式。
（一）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初步摸索阶段。世纪之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拓展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宽度和深度，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网外关注”到“网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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