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在2023年全市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上的专题党课报告

市委书记在2023年全市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上的专题党课报告
同志们：
当前，我国正处于_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领导干部作为党员“先锋队”应当以身作则，主动积极发挥模范领导带头作用，坚定为实现_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理想信念，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指导实践，形成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共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良好局面，高效开展各项工作。然而，党员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为官不为”的现象，影响党内政治生态良好运转。2023年1月，中国_第__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对整治不担当、不用力、不作为等作风问题作出部署，要求深挖源头、找准关键，准确纠治、加强实效。借此机会，我围绕如何进一步治理领导干部“为官不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给大家作一堂党课辅导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深刻把握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重要内涵
公权力源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其应然承担公共责任并为社会大众服务。“为官不为”是对公权力的异化和扭曲，是公权力的私有化和官僚化，是怠于行使公权力的变相行为，意指领导干部在公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其自身担负着积极履行职务的职责，并且客观上具有能够作为的条件，但是没有按照公职的职责和权力主动、及时、有效地履行，在行动上表现出不作为或没有尽职尽责作为的现象。这导致公权力的行使失去约束，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为官不为”包括懒政、怠政、庸政等消极性行为，理想信念滑坡，角色意识没有到位，责任意识淡薄，使得不作为反倒成为一种习惯，呈现出虚置公权力的一种不作为状态。“能为不为”是最为直观的“为官不为”现象，这也是通常情况下大众对于“为官不为”的常识性理解。然而随着制度约束权力不断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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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的行为特点也在发生变化，政府内部的消极不作为逐渐取代了以往强有力的创新行为。“为官不为”成为有些领导干部的策略性选择，其行为趋于保守，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保其位，廉而不勤、严而不为。混日子成为“为官不为”者的生存常态。
行为主体、主观动机、行为表现和行为目的等共同构成“为官不为”的内在逻辑，是全面认知“为官不为”的四个构成要素。综上所述，“为官不为”现象揭示权力与职责的关联断裂状态，作为一种隐性形态，其危害是慢性的、隐形的，而且后果是不可逆的。这种“不为”的不良现象传递着一种信息，推动“为官不为”现象呈现由内而外的波纹状扩散，由表及里的_性异变，从个体向组织、从基层向高层蔓延，长此下去，必然形成“不为”的普遍趋势，那时，则可能生成一种现象，即公职人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会进行权衡选择，当他们察觉“积极有为”无法改变“消极无为”的共性时，为了避免“劣币驱逐良币”，他们更易于选择效仿和趋同，倾向于成为“为官不为”的共谋，如任其弥散，则容易从整体上营造一种“不为”型的腐败文化，影响党内的政治生态，因此需要深刻剖析并从根源上有效规制“为官不为”的思想和行为。
二、准确分析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原因
领导干部“为官不为”，实质上由多重因素所致，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内源性原因和外源性原因，即个体主观因素和客观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党性意识弱化、担当能力薄弱、权责关系不明、法律制度不完备、考核机制偏于形式和正向激励不充足等。
（一）党性意识弱化。在现实中，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逐渐迷失初心，忘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化，没有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自身行使的公权力来自人民，必须用之于民，从而导致革命意志衰退，出现思想停滞不前、观念守旧、心理逃避以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懒惰意识，究其原因在于领导干部的党性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不强。他们逐渐放弃了价值观、使命感与责任心，迷失在权力中，形成庸政、懒政、怠政，导致“在位不谋事”等问题。部分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的工作实践中，对群众路线认识不到位，并未真正在观念上、行动上树立起公仆意识，群众意识有所淡化，不能站在群众立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想深处不同程度地隐藏着个人主义和官本位主义。
（二）担当能力薄弱。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日益崩解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逐渐激化，各种现实问题加剧社会治理难度，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有一支适应_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这对领导干部的担当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部分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难以适应_要求，大局意识不强，能力与素养有限，难以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决策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化解冲突能力不足，面对矛盾冲突畏畏缩缩，不敢迎难而上。在突发状况中，他们难以预估未知风险，畏惧担责而不作为，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或是缺乏创新能力，一味照搬老经验和老思路，采用老办法敷衍了事，一旦出现失误则弄虚作假，逃避责任。领导干部缺乏实干担当能力容易造成工作绩效不佳、资源浪费，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甚至出现价值观异化等问题，如部分领导干部的价值观扭曲，没有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反而利用代表人民的公权力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把公权力的归属权本末倒置，把升官发财作为价值取向。
（三）权责关系不明。在条块化的_地方关系背景下，存在政府部门交叉重叠、岗位职能重复和机构臃肿等现象，而相关领导干部职责不够明确，容易产生责任漏洞。一方面，政策和资金出自政府多个部门，各部门更偏重于考虑自身利益而缺乏配合协调机制，容易造成部门分割、职责交叉现象，条块分割、权责不清为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干部懒于政事、相互之间扯皮推诿提供了托词。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下，部分领导干部长期处在基层工作最前线，工作强度大并承担严峻的工作绩效考核压力，权责不够对等使其易于选择逃避责任，“为官不为”是此类领导干部对风险与收益的比例关系进行计算之后的一种选择。
（四）法律制度不完备。“为官不为”并没有触及法律底线，责任认定难以进行衡量，也没有建立起与权力运行相适应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一方面，部分领导干部在其弹性职责范围内选择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等特点，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前提下，难以取证，惩治难度大———如何认定不作为、如何追究法律责任成为难题。另一方面，行政问责方面，关于不作为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党员条例中，而相关法律条文有所欠缺，对于党员在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职责，一般仅给予警告、撤销党内职务、开除党籍等处罚，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处罚较轻，惩罚力度不足，使得不作为的成本较低。
（五）考核机制偏于形式。从任务分配角度看，在政绩考核和晋升竞争的驱动下，上级政府在向下级政府分配任务时，工作指标层层递增。重大项目开发的绩效考核主要是在总量基础上进行一定考量评定，方式上往往以静态考核、关门考核、专项考核为主：指标相对较空洞，共性指标偏多、个性指标偏少，正向指标偏多、反向指标偏少。就监督效果来说，由于欠缺明确的追责依据和可操作办法，对不易察觉、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隐性过错问责监管没有到位，而且行政责任监督主体多元无序，特别是监察部门和社会大众等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足，反馈机制不完备，使得现行监督_难以高效运转。
（六）正向激励不充足。领导干部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使用者和执行者，其福利待遇及晋升机制等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效率。在科层制的政府组织形式下，公务员职务职级体系呈现金字塔结构，层级高的职位比层级低的职位更难晋升，越往上晋升难度越大，尤其在跨越层级时，升迁难度更大。而且晋升竞争激烈，晋升岗位往往较少，名额有一定的限制，这都影响着职业晋升的难度。据统计，绝大部分县域公务员在晋升过程中存在“科级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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