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纲】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及传统文化观的演进。二、探索发展规律、追求大同梦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提供了心理认知基础。三、民为邦本、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文化沃土。四、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滋养。五、诚实守信、忠人之事的道德操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强大文化基因。
统文化被视为与民主、科学的现代价值观相抵牾的旧文化。于是，批判传统文化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正如_所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应该说，没有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彻底性，就难以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也难以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开辟道路。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
第二，“五四”时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科学分析，因而没有很好地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继承性问题。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没有文化的传承也不会有创新发展。1942年，_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肯定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明确指出：“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好，一切皆好。”很显然，_也认为五四时期反传统是“矫枉过正”带来的偏差。这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五四时期的一些先进分子尽管批判旧文化很激烈，与旧文化决裂的态度很坚决，但是他们的锋芒所向主要是封建专制思想和旧礼教、旧道德，尽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倾向，但是对于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真正决裂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受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在自觉批判传统文化时，又不自觉地被内化的传统文化所影响。他们所痛恨的是一些人借传统文化搞封建专制。袁世凯掀起复古逆流，一些尊孔论者视孔学、儒家为中国唯一的国粹和中国文化的正宗。对此，陈独秀明确指出：即使孔教是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他又说：“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他认为，儒家只不过是中国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批判孔道儒学并不是否定全体中国文明。1921年8月，陈独秀在批判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时指出，区声白的观点和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很显然，陈独秀对孔子的教化与政刑并用思想是认可的。陈独秀的失误不在于批判传统文化，而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文化之间有继承关系，还不懂得外来西洋文化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未能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李大钊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时，又表达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对孔孟学说并非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认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应继续发扬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_指出：“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李大钊一生践行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梁容若题写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__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注重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从“实境”出发就是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民情风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_在分析调查研究的方法时曾以孔子为例，提出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更加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自成立起就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认识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正如_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主动精神首先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能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理性地分析传统文化，能够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并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1925年，郭沫若发表寓言式文章《马克斯进文庙》，叙述了马克斯（即马克思）和孔子对话的场景。孔子对马克思说：“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说：“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郭沫若以浪漫主义的文学笔法阐释孔子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相通性，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颇具启发性。当然，在建党初期，由于党自身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同时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曾经数次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使我们党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有时也出现一些偏差。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独立自主地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趋理性，能够科学区分传统文化的优秀与糟粕，进而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1936年9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思想文化战线的左翼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鼓动民主抗日救亡的新启蒙运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彰显。1938年夏秋，延安新哲学会在_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其目的就是“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1938年10月，_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强调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
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
1940年_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觉。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这一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更为系统完整的科学认知。这个《决定》还结合_运动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问题。“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_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加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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