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调研与思考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调研与思考
社区是国家治理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如何以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治理，成为当前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水平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市作为省会和**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城市社区536个、村改居社区216个，总体上存在流动人口总量规模大、集聚高、多种社区类型并存、治理结构相对复杂的状况。基于此，**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从区域资源整合、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创新与多元共治机制等方面入手，开展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以期实现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一、创新举措
受地形地势、城市布局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市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表现出三大突出特征：一是工业型城市遗留问题突出，**市目前依然存在许多工厂、企业等单位大院，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任务较重。二是各种老旧社区、新建小区同时并存，且空间上呈现出交叉杂融形态；三是随着城市中心变迁和人口频繁流动，**市社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社区治理也面临着严重挑战。面对这些特征和挑战，**市以社区党建创新为引领，积极推进“1236”社区治理模式，即坚持“一核”引领、夯实两大支撑、强化三大制度、坚持“六化”驱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一）坚持“一核”引领，构建开放式区域化社区党建模式。**市以“大党建推动大治理”理念，不断完善区域统筹、多方联动、各领域融合的城市基层党建格局，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构建区域党建、两新组织党建和居民区党建的“三建融合”，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了区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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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履行监督职责事项清单，进一步厘清职责边界，扎实做好为社区工作“减负”和“增效”工作。二是健全社区协商制度。出台《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实行“网格议事、会议定事、联动办事、居民评事”社区协商工作法，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需求表达、协商议事、化解矛盾等机制的构建，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进程。三是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厅”，推行“六方合谈”制度。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物业、业主委员会、共建单位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磋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难题。
（四）坚持“六化”驱动，不断丰富社区服务方式
1.区域化党建聚合资源。**市全面推行社区“大党委”制，持续深化党建统领社区治理工作。如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社区与驻区单位联合开展“定制式”“组团式”“互补式”服务；鼓励党员根据自身特长积极参加理论宣传、生活服务、治安调解、结对帮扶等服务，切实提高党员联系群众的能力；大力推广社区政务服务“全程代理制”，实现群众在家门口方便快捷地办理各级各类审批事项和服务事项。
2.网格化管理延伸服务。**市建立健全以网格管理为基础、以科技信息为支撑、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为平台的“全科网格”管理服务体系。将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商务楼宇（园区）等全部纳入网格，做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楼、楼进格、格进社区”，实现无缝隙服务，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率明显提升。同时，不断加强社区网格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了由网格长、网格员、网格辅助员、专属网格员组织的网格服务队伍。
3.品牌化战略提升质量。**市以培育“一社区一特色一品牌”为抓手，因地制宜、因需制宜，培育了100个充分体现居民服务需求、展现社区服务优势特色的社区品牌，并紧扣品牌创建的工作要求，精确提炼主题、深入打造内核，让品牌内涵既有亮点、又有深度，进一步激发社区活力。
4.项目化运作激发活力。**市是全国率先开展政府购买社区惠民项目服务的城市之一，自2013年至2022年底，共计投入惠民资金约7.25亿元，完成社区惠民项目8808个。尤其是通过强化项目扶持、政策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创新等途径，加强社区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了惠民项目小钱办大事的效果。
5.智慧化建设保障民生。**市整合社区政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等平台，打造了集智慧党建、政务、养老、生活、网格、物联、医疗为一体的“智慧社区+”平台。**市还自主研发了社区自助服务机、社区微课堂一体机、社区便民地图等服务终端，全方位整合政务查询、生活缴费、医疗预约、服务订制等自助服务功能，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全天候服务，提高了服务效率。
6.宜居化环境创造幸福。**市综合卫生、治安、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打造宜居社区。如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32个；依托社区警务室，建立群防群治队伍3000余支；深入开展城乡清洁工程和社区达标验收活动，建立了清扫保洁收运体系，确保楼院干净整洁。
二、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随着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复杂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地都在探索和创新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行政化倾向明显、工作者队伍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强以及社区资源不均衡等四方面的现实困境。
（一）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应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现实中变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社区成为一级准政府组织，成为各种行政部门的操作层、落实层。以**市为例，省市县（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不仅将大量的行政工作交由社区办理，而且还下达指标、任务，进行相应考核和奖惩，社区干部在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中花费大量时间，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动和组织居民开展活动，导致居民社会责任感弱化、社区认同感降低。同时，各级政府也对社区派发诸如养老医保、矛盾调解、低保救助、社会治安等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行政工作，这些导致社区行政行政化倾向明显、群众自治与自我服务功能弱化，直接影响了社区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独立性以及治理效果。
（二）社区工作者队伍不足。中国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是自下而上形成和生长起来，而是政府主动让渡和培育出来的，这就导致社区工作者队伍内源性力量不足。一方面，社区干部来源较单一且专业社工数量缺乏，工作压力较大，薪酬待遇相对较低，往往面临来自居民的不解甚至责难，导致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力度不够。对于规模大、人口多、事情多、流动性强的大型社区，仅靠社区工作人员很难做好社区工作。目前**市社区专职社区干部平均约为10~15人，普遍以女性为主，社区党组织构成主要以离退休党员为主，个体经营者和在职党员（多为社区干部）等为辅。对于居住在社区内党员来说，其教育管理都在其单位支部，社区党支部很难有效动员和发挥其作用。
（三）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不强。群众参与程度较低是目前社区治理的突出问题。以**市为例，虽然通过三社联动、社区协商、居民议事等制度创新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实践效果还有待提升。究其原因，是社区居民复杂性和异质化日益明显，居民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居民与社区利益关联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不充分，其更关注自身家庭事务，社区归属感较弱，导致居民既没有意识到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实践中参与热情、参与意愿也不强。此外，实际调研中也发现，**市部分社区党组织成员存在思想上的偏差，觉得自己手中没有实权，客观上也造成一些社区党员干部说话底气不足，把自己放在从属位置，从而影响了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四）社区差别较大且资源不均衡。当前，城市社区种类繁多，不同类型的社区所拥有的和可以依靠的资源差别很大，导致社区治理能力高低不均，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如**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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