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余元。
“像黄华国一样，一些刚踏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面对领导安排做违纪的事时，往往会因怕被穿小鞋而屈服，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环境是外因，作为独立的个体，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要懂得拒绝，知道把握度。”办案人员谈道。
“只是点小钱，应该不会有人查到”——思想的缺口在一次次“意思意思”中被划开
在洞头质检所的其他同龄人看来，黄华国无疑是幸运的。按照《洞头县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暂行办法》，他可以享受在当地买房安家一次性补助20万元的优惠政策；单位也对他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担任产品质量检验负责人，而且也参与单位仪器设备采购。
“我们单位女孩子比较多，黄华国应该算是顶梁柱了。他本身专业能力过硬，但又不单纯做技术，实际上也做很多管理工作。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对仪器不熟悉，都是他对我们进行培训，平常很多事情都是所长通过他来交代我们做。”一位同事说。
事很多、活很杂，让黄华国有了更多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人员的机会。眼看他手握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和仪器设备采购的话语权，一些别有用心的管理服务对象和供应商们很快围了上来。
2016年底，在为温州某食品公司检测虾皮原料样品过程中，该公司老板叶某某为了尽快获得样品检测结果，送给黄华国若干水产品：“快过年了，送点小礼品给你意思一下。”这是第一次，此时的黄华国心想“这也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应当不碍事的”，稍微推脱一下就收下了。
此后在一次单位仪器设备采购事项结束后，成功获得采购权的上海某公司供应商，偷偷将2000元钱塞给黄华国作为“回报”。第一次拿到这笔钱，黄华国止不住地心慌，不断在心里为自己辩解：“这只是点小钱，厂家又在上海，应该不会有人查到。”在这样的自我催眠下，第二次当对方再给4500元时，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让黄华国的思想缺口更加松懈。然而，这些细微的变化，旁人并不容易察觉。在同事眼里，黄华国还是一贯地勤勉负责。“有一次，所里有设备要更新升级，杭州、上海那边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都是十几万、二十几万，黄华国从技术角度出发，提出来买个配件就可以，最后只花了六七万，而且先给我们试用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跟他买。像这样的情况，你说我们怎么不相信他呢？”原所长吴某某说。
“他属于比较典型的技术型干部，书生气比较重，涉世不深，对社会的阴暗面也了解不多，不知道收了人家的东西以后，其实就被利益捆绑了，对自己身处容易被‘围猎’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警惕。”办案人员分析。
“诱惑摆在面前，还是抗拒不了”——自作聪明将公家钱揣入自己口袋
短短3年多时间，黄华国便被提任为洞头质检所副所长，并当上第八届区政协委员。在事业一片光明的同时，早前一件事埋下的隐患也开始显露。“2014年5月，面对装修新房的资金缺口，我不好意思跟家人开口要钱，就在同事建议下，叫了一个10万元的互助会并担任‘会主’。”黄华国回忆，“没成想，2016年，我有同事因参与社会上的其他‘会’被‘倒会’，经济周转困难交不上会钱，我只得自己帮他们垫付。”就这样，原本不应该存在什么经济困难的黄华国，一下子背上了信用卡上十几万的欠款。
2017年7月，洞头质检所为通过省里的食品资源整合验收，需要采购一批仪器设备，由黄华国全权负责询价、参数设置、标书方案制作等一系列事宜。这是所里第一次大笔的采购——
财政总预算398万元左右。
“政府招投标肯定是要货比三家的，但是我当时没有严格的招投标概念，从一开始就向各家公司透漏了这个采购项目的财政预算。”黄华国说，在对比了几家仪器设备代理商后，他对温州某器材有限公司的报价方案较为满意，遂约该公司销售经理林某某面谈。这个林某某，过去一年经常到洞头质检所推销产品，黄华国跟他已相熟。
一个周日上午，林某某如约来到黄华国办公室。会面中，黄华国发现该公司的方案总报价大概是370万元左右。“有没有更好的设备？”黄华国问。林某某摇摇头：“设备没有更好的了，不过价格还可以调整……”他不再说话，只是拿起笔在原来的报价单上添加了几笔金额，所上调的价格一共是28万元，与预算差价刚好一样。黄华国立马明白了，他是在暗示自己可以采取虚增设备仪器报价的方式将差额公款套出来。
“可以这样操作吗？”黄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拒绝。“没关系的，其他单位也有这么做的，否则财政会说你报预算的时候怎么不精确。”林某某告诉黄华国，中标之后，就会把这28万元拿出来给他。听他这么一说，贪欲一下子在黄华国的脑海里发酵，“如果能拿到这笔钱，就可以补了自己经济上的窟窿……”
这一次，黄华国依然选择自我催眠来为自己辩解：“我在单位工作那么卖力、那么负责，既然他可以虚高价格，那这钱就心安理得地拿过来了。”随后，作为业主专家代表，黄华国参与招标现场评分，为林某某公司顺利中标提供帮助。林某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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